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本应牢记党的宗旨，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他却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伙同情妇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四千余万元。
2000年 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
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广西查办贵港副市长李乘龙的案件时，涉案对象揭发：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曾两次指令他压价从贵港糖厂要7000吨糖给一名叫李平的港商倒卖，赚取高额差价。
办案人员敏锐地感觉到，这两起“倒糖”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重大问题。在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明确指示下，调查人员经过努力工作，不仅查清了李平通过成克杰指令压价倒卖白糖的问题，而且初步了解到：几年来，成克杰伙同李平通过帮他人要项目、批贷款，发了横财。调查还发现，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
1999年7月，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
调查人员的行动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他多次要求李平离开广西到外面躲躲；在北京开会时打电话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
根据掌握的证据，办案人员经周密部署，首先采取果断措施将李平迅速缉拿归案，并将伺机外逃的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控制在南宁。
随着李平、周坤的交代，成克杰的腐败面目开始全面暴露。
经过艰苦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成克杰违纪违法的时间跨度近10年、情节涉及百余人的全部证据获取，并形成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全面真实反映成克杰权钱交易过程的“证据链”
1993年底，成克杰与李平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1994年3月10日，为了“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克杰利用职权，将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为直接隶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和管理。获“好处费”2000万元。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还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中央对成克杰的问题高度重视。根据调查结果，199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在铁的事实面前，成克杰交代了自己伙同李平受贿数千万元的严重问题。
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成克杰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合议庭讯问了成克杰，听取了他本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全面审查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及适用法律。8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成克杰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成克杰死刑。
考察成克杰的历史，他有过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发生倾斜。特别是与有夫之妇李平发生两性关系后，更是沿着生活上放纵奢糜、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迹，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出生于1954年1月的李平，1981年底定居香港，1988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
1992年8月，成克杰与李平发生两性关系。1993年底，两人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让我们看看成克杰、李平和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1994年3月10日，为了“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克杰利用职权，将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为直接隶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和管理。
1994年初的一天，李平与周坤在闲聊中谈起西园饭店门口的一块地。周坤说，谁能拿到这块地就能赚大钱，但这块地除成克杰谁也拿不过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时，正是成、李二人商定先赚钱后结婚不久。听说这块地非成克杰批不可，李平留了个心眼。
在后来的供述中，李平说：“回去后我和成克杰讲，周坤说拿到西园的土地可以赚大钱。成克杰说拿这块地绝对没有问题，并让我找周坤具体谈谈。第二天我又去周坤办公室，对周坤说，我和成克杰很熟，如果我帮忙通过成克杰拿到西园的土地，能给我们多少好处费？周坤说，如果拿到这块地可以给我1000万好处费，也可能说的是800万，我记不清了。回去后我就把周坤答应拿到土地后可以给1000万或800万好处费的事告诉了成克杰，是在他家告诉的。成克杰听了后同意把这块地给周坤的公司做了。”
此后，周坤开始做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周坤又找到李平说：西园的地价太高，如果通过成克杰把地价压到每亩70万以下，还可以增加好处费。
私欲膨胀使成克杰丧失了理智。当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
由此，周坤给成克杰、李平的“好处费”增加到1600万元。
在成克杰的“关照”下，西园停车城（即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顺利开工。当李平向周坤索要事先约定的“好处费”时，周坤又提出了“条件”：目前资金紧张，暂时付不了。你找成克杰帮助搞点贷款，有了资金就可以付“ 好处费”，而且贷款也不白贷，根据贷款数量可以再付“ 好处费”
李平又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为此，成克杰多次打电话给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行长曾国坚，要求给银兴公司贷款。迫于成克杰的压力，自治区建行给银兴公司贷款7000万元人民币。由此，成克杰和李平的“好处费” 又由原来约定的16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
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2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轻而易举落入了成克杰和李平的囊中。至于国家的损失，就不是堂堂自治区主席关心的事了。
紧接着的第二笔交易和西园停车城如出一辙。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 “好处费”后，成克杰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此后，成克杰一发不可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还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这些赃款，或由李平出面收下后告诉成克杰，或由成克杰收下后转交李平，最后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人民币1150万元外，李平都按照与成克杰的约定，存入境外银行，以备婚后使用。
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赚钱？李平交代：“我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赚钱实际上靠的是成克杰，因为他是自治区主席，有很大的权力，他有能力解决各种工程项目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成克杰，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但像成克杰这么大的官他是不可能出面去找项目收取好处费的，所以成克杰让我出面去找项目，去找赚钱的机会，然后我把赚钱的信息告诉成克杰，再由他解决实际问题，由我出面收钱，这样就能得到好处费，事后也将收钱的情况告诉成克杰……所以我和成克杰是在一起赚钱，共同为今后结婚、生活做准备，打下物质基础……我们聊天时说过，以后我们结了婚可以用这些钱出国去世界各地旅游。”
成克杰也交代：“通过我办事，李平在西园停车城工程、民族宫工程、拉平隧洞工程、桂信公司贷款等事情中收取了好处费。”“事先李平和我说，要我帮着办这些事，办成事有好处费。”“我的作用就是帮助解决贷款、解决工程等事情，李平出面收钱。”“大约98年，李平曾在她的西园住房里和我谈到结婚时说过，我们一共有四千万了。”
生于1954年的李平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度过了一个比较美好的童年，但是在66年开始之后，因为父亲特殊的信仰，使他不得已也被卷入到了这场政治的斡旋当中。没过多久，在癌症的打击下，李平的父亲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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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杀的那年，李平不过才十几岁，童年丧父的阴影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下去。父亲的去世，让这个原本甚为幸福的一家三口自此黯淡了下来，李平也不得已开始辍学赚钱，从背着箩筐捡煤渣到远赴广西开卡车，数年时间的经历，使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最终蜕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赚钱机器。
于李平而言，她并不仇恨那些有钱人家，反倒极其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因为数年的贫穷落寞已经让这个不经人事的女孩尝到了太大苦头，她实在是渴望富裕起来。20出头的时候，哥嫂二人将远在大陆的母亲接到了香港定居，从此之后，大陆就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她一人。
在广西打工的那些年里，凭借着天生的漂亮外表，李平的工作旅途甚为顺利，曾一度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20多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厂里领导见李平生得漂亮，于是便把她介绍给了当时广西自治区主席韦纯束的儿子，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打通关系。
双方见面之后，男方对李平比较满意，除了学历不高以外，男方主要还是认可了李平的长相。可是对于李平而言，她并没有相中眼前的这个男人，之所以嫁给了他，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个男人背后的社会地位，因为她实在是太渴望摆脱贫穷、奔向富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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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的公公正是成克杰的原来领导，而且两家也属于邻里关系，这就直接拉进了李平和成克杰之间的联系。虽然李平已经嫁入豪门，但她依旧没有放弃原来的生意，反倒凭借着公家的关系越做越大。
成克杰当时担任的是广西政府的主席，凭借着昔日的领导下属关系，李平自然不会放弃这大好时机。
成克杰在认识李平之前，虽然在广西当地没有大的成就，但也算得上是为官正直，但当李平找上门来之后，原本夫妻关系就很不和谐的成克杰的丑恶面目就显露了出来。不单单如此，李平对成克杰也是抱有相似情感的。
其一，李平并不喜欢他的现任丈夫；其二，成克杰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其三，成克杰的在职地位不是其他人能相比的，而且成克杰多次帮助自己顺利做成生意。
综合以上三个条件，这二人之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生意上的联系，逐渐就转移到了暗地里的私密联系。一次上门答谢的契机下，成克杰没能忍住，最终向李平伸出了那双“久违的咸猪手”；可能李平等着一天也已经等了很久，面对着成克杰的需求，她本能上也没有拒绝，反倒顺势迎合而上。
就这样，两人很自然地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打那之后，李平就成了成克杰府上的常客，不论白天黑夜，经常频频出入。有些时候，二人一旦情到深处，竟然双不归家。伴随着二人情人关系的确定，李平的生意也越做越火，在成克杰的刻意庇护下，李平已经不止一次地触碰到了法律底线。
1999年，成克杰以权谋私的罪行在中纪委的秘密调查下揭露开来，彼时的成克杰，已经由广西政府主席升任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法律的审判。与此同时，正准备逃往澳大利亚的李平选择了自首。
经过人民法院的多次审判，以及成克杰和李平二人的供认不讳，成克杰直接被判处死刑；而因为自首和积极配合调查的原因，李平则由原来的死刑被判成了无期徒刑。
看看成克杰几十年的经历，可谓一帆风顺：1933年11月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1952年9月至1957年9月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1957年9月至1984年7月先后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分局长，1984年2月入党，1984年7月至1986年8月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1986年8月起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第十四届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3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他眼里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为了个人的“好处费”，出让土地不是按有关规定，而是他个人拍板决定；工程承包发包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他个人说了算；市场交易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他打招呼压价。甚至事关广西发展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他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权力的滥用加上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使成克杰权钱交易的勾当不断得逞。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成克杰对党纪国法不能说一窍不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纪国法的观念在他头脑中淡薄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权力、金钱、美女。他严重违反党的干部路线，钱迷心窍，卖官鬻爵。他沉迷女色，贪图享乐，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为个人谋取私利，完全把党纪国法抛在了脑后。即使在案发后，成克杰也没有意识到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他在一份“检查”中说：看到李平“长年于香港与内地间来回奔波做生意谋生，总想帮帮她。同时也想为今后的共同生活打点物质基础。加上自己过去也曾错误认为给熟人朋友介绍做工程，要块地，要些糖开发或做生产，按有关规定去办点事，好像也不觉得违反原则”
成克杰的堕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一些人不思进取，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在成克杰那里，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作为自治区政府“一把手”，工作千头万绪，成克杰本应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却贪图享受，沉湎于同情妇的幽会，醉心于灯红酒绿。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警示我们：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警钟长鸣，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必须居安不忘危，处盛而虑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还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它警示我们，落实好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强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反腐败斗争负总责，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党动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抓党的建设责任制，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一直抓到支部、抓到党员。”“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 因此，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不仅自己要清正廉洁，还要管好班子成员，抓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
个人权力不受约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再次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对腐败分子，毫无疑问要严惩，但更重要的是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作为领导干部，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知纪知法、守纪守法。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心存侥幸，顶风犯法，铤而走险，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成为人民的罪人。作为组织，不仅要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要从“八小时” 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恶。
在采访成克杰案件时，一些同志谈到，成克杰违规批土地、要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够完善，权力被滥用。
2000年 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
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广西查办贵港副市长李乘龙的案件时，涉案对象揭发：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曾两次指令他压价从贵港糖厂要7000吨糖给一名叫李平的港商倒卖，赚取高额差价。
办案人员敏锐地感觉到，这两起“倒糖”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重大问题。在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明确指示下，调查人员经过努力工作，不仅查清了李平通过成克杰指令压价倒卖白糖的问题，而且初步了解到：几年来，成克杰伙同李平通过帮他人要项目、批贷款，发了横财。调查还发现，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
1999年7月，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
调查人员的行动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他多次要求李平离开广西到外面躲躲；在北京开会时打电话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
根据掌握的证据，办案人员经周密部署，首先采取果断措施将李平迅速缉拿归案，并将伺机外逃的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控制在南宁。
随着李平、周坤的交代，成克杰的腐败面目开始全面暴露。
经过艰苦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成克杰违纪违法的时间跨度近10年、情节涉及百余人的全部证据获取，并形成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全面真实反映成克杰权钱交易过程的“证据链”
1993年底，成克杰与李平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1994年3月10日，为了“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克杰利用职权，将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为直接隶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和管理。获“好处费”2000万元。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还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中央对成克杰的问题高度重视。根据调查结果，199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在铁的事实面前，成克杰交代了自己伙同李平受贿数千万元的严重问题。
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成克杰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合议庭讯问了成克杰，听取了他本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全面审查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及适用法律。8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成克杰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成克杰死刑。
考察成克杰的历史，他有过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发生倾斜。特别是与有夫之妇李平发生两性关系后，更是沿着生活上放纵奢糜、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迹，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出生于1954年1月的李平，1981年底定居香港，1988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
1992年8月，成克杰与李平发生两性关系。1993年底，两人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让我们看看成克杰、李平和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1994年3月10日，为了“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克杰利用职权，将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为直接隶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和管理。
1994年初的一天，李平与周坤在闲聊中谈起西园饭店门口的一块地。周坤说，谁能拿到这块地就能赚大钱，但这块地除成克杰谁也拿不过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时，正是成、李二人商定先赚钱后结婚不久。听说这块地非成克杰批不可，李平留了个心眼。
在后来的供述中，李平说：“回去后我和成克杰讲，周坤说拿到西园的土地可以赚大钱。成克杰说拿这块地绝对没有问题，并让我找周坤具体谈谈。第二天我又去周坤办公室，对周坤说，我和成克杰很熟，如果我帮忙通过成克杰拿到西园的土地，能给我们多少好处费？周坤说，如果拿到这块地可以给我1000万好处费，也可能说的是800万，我记不清了。回去后我就把周坤答应拿到土地后可以给1000万或800万好处费的事告诉了成克杰，是在他家告诉的。成克杰听了后同意把这块地给周坤的公司做了。”
此后，周坤开始做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周坤又找到李平说：西园的地价太高，如果通过成克杰把地价压到每亩70万以下，还可以增加好处费。
私欲膨胀使成克杰丧失了理智。当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
由此，周坤给成克杰、李平的“好处费”增加到1600万元。
在成克杰的“关照”下，西园停车城（即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顺利开工。当李平向周坤索要事先约定的“好处费”时，周坤又提出了“条件”：目前资金紧张，暂时付不了。你找成克杰帮助搞点贷款，有了资金就可以付“ 好处费”，而且贷款也不白贷，根据贷款数量可以再付“ 好处费”
李平又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为此，成克杰多次打电话给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行长曾国坚，要求给银兴公司贷款。迫于成克杰的压力，自治区建行给银兴公司贷款7000万元人民币。由此，成克杰和李平的“好处费” 又由原来约定的16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
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2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轻而易举落入了成克杰和李平的囊中。至于国家的损失，就不是堂堂自治区主席关心的事了。
紧接着的第二笔交易和西园停车城如出一辙。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 “好处费”后，成克杰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此后，成克杰一发不可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克杰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还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这些赃款，或由李平出面收下后告诉成克杰，或由成克杰收下后转交李平，最后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人民币1150万元外，李平都按照与成克杰的约定，存入境外银行，以备婚后使用。
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赚钱？李平交代：“我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赚钱实际上靠的是成克杰，因为他是自治区主席，有很大的权力，他有能力解决各种工程项目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成克杰，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但像成克杰这么大的官他是不可能出面去找项目收取好处费的，所以成克杰让我出面去找项目，去找赚钱的机会，然后我把赚钱的信息告诉成克杰，再由他解决实际问题，由我出面收钱，这样就能得到好处费，事后也将收钱的情况告诉成克杰……所以我和成克杰是在一起赚钱，共同为今后结婚、生活做准备，打下物质基础……我们聊天时说过，以后我们结了婚可以用这些钱出国去世界各地旅游。”
成克杰也交代：“通过我办事，李平在西园停车城工程、民族宫工程、拉平隧洞工程、桂信公司贷款等事情中收取了好处费。”“事先李平和我说，要我帮着办这些事，办成事有好处费。”“我的作用就是帮助解决贷款、解决工程等事情，李平出面收钱。”“大约98年，李平曾在她的西园住房里和我谈到结婚时说过，我们一共有四千万了。”
生于1954年的李平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度过了一个比较美好的童年，但是在66年开始之后，因为父亲特殊的信仰，使他不得已也被卷入到了这场政治的斡旋当中。没过多久，在癌症的打击下，李平的父亲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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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杀的那年，李平不过才十几岁，童年丧父的阴影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下去。父亲的去世，让这个原本甚为幸福的一家三口自此黯淡了下来，李平也不得已开始辍学赚钱，从背着箩筐捡煤渣到远赴广西开卡车，数年时间的经历，使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最终蜕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赚钱机器。
于李平而言，她并不仇恨那些有钱人家，反倒极其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因为数年的贫穷落寞已经让这个不经人事的女孩尝到了太大苦头，她实在是渴望富裕起来。20出头的时候，哥嫂二人将远在大陆的母亲接到了香港定居，从此之后，大陆就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她一人。
在广西打工的那些年里，凭借着天生的漂亮外表，李平的工作旅途甚为顺利，曾一度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20多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厂里领导见李平生得漂亮，于是便把她介绍给了当时广西自治区主席韦纯束的儿子，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打通关系。
双方见面之后，男方对李平比较满意，除了学历不高以外，男方主要还是认可了李平的长相。可是对于李平而言，她并没有相中眼前的这个男人，之所以嫁给了他，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个男人背后的社会地位，因为她实在是太渴望摆脱贫穷、奔向富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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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的公公正是成克杰的原来领导，而且两家也属于邻里关系，这就直接拉进了李平和成克杰之间的联系。虽然李平已经嫁入豪门，但她依旧没有放弃原来的生意，反倒凭借着公家的关系越做越大。
成克杰当时担任的是广西政府的主席，凭借着昔日的领导下属关系，李平自然不会放弃这大好时机。
成克杰在认识李平之前，虽然在广西当地没有大的成就，但也算得上是为官正直，但当李平找上门来之后，原本夫妻关系就很不和谐的成克杰的丑恶面目就显露了出来。不单单如此，李平对成克杰也是抱有相似情感的。
其一，李平并不喜欢他的现任丈夫；其二，成克杰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其三，成克杰的在职地位不是其他人能相比的，而且成克杰多次帮助自己顺利做成生意。
综合以上三个条件，这二人之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生意上的联系，逐渐就转移到了暗地里的私密联系。一次上门答谢的契机下，成克杰没能忍住，最终向李平伸出了那双“久违的咸猪手”；可能李平等着一天也已经等了很久，面对着成克杰的需求，她本能上也没有拒绝，反倒顺势迎合而上。
就这样，两人很自然地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打那之后，李平就成了成克杰府上的常客，不论白天黑夜，经常频频出入。有些时候，二人一旦情到深处，竟然双不归家。伴随着二人情人关系的确定，李平的生意也越做越火，在成克杰的刻意庇护下，李平已经不止一次地触碰到了法律底线。
1999年，成克杰以权谋私的罪行在中纪委的秘密调查下揭露开来，彼时的成克杰，已经由广西政府主席升任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法律的审判。与此同时，正准备逃往澳大利亚的李平选择了自首。
经过人民法院的多次审判，以及成克杰和李平二人的供认不讳，成克杰直接被判处死刑；而因为自首和积极配合调查的原因，李平则由原来的死刑被判成了无期徒刑。
看看成克杰几十年的经历，可谓一帆风顺：1933年11月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1952年9月至1957年9月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1957年9月至1984年7月先后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分局长，1984年2月入党，1984年7月至1986年8月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1986年8月起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第十四届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3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他眼里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为了个人的“好处费”，出让土地不是按有关规定，而是他个人拍板决定；工程承包发包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他个人说了算；市场交易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他打招呼压价。甚至事关广西发展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他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权力的滥用加上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使成克杰权钱交易的勾当不断得逞。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成克杰对党纪国法不能说一窍不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纪国法的观念在他头脑中淡薄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权力、金钱、美女。他严重违反党的干部路线，钱迷心窍，卖官鬻爵。他沉迷女色，贪图享乐，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为个人谋取私利，完全把党纪国法抛在了脑后。即使在案发后，成克杰也没有意识到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他在一份“检查”中说：看到李平“长年于香港与内地间来回奔波做生意谋生，总想帮帮她。同时也想为今后的共同生活打点物质基础。加上自己过去也曾错误认为给熟人朋友介绍做工程，要块地，要些糖开发或做生产，按有关规定去办点事，好像也不觉得违反原则”
成克杰的堕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一些人不思进取，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在成克杰那里，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作为自治区政府“一把手”，工作千头万绪，成克杰本应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却贪图享受，沉湎于同情妇的幽会，醉心于灯红酒绿。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警示我们：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警钟长鸣，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必须居安不忘危，处盛而虑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还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它警示我们，落实好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强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反腐败斗争负总责，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党动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抓党的建设责任制，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一直抓到支部、抓到党员。”“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 因此，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不仅自己要清正廉洁，还要管好班子成员，抓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
个人权力不受约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再次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对腐败分子，毫无疑问要严惩，但更重要的是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作为领导干部，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知纪知法、守纪守法。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心存侥幸，顶风犯法，铤而走险，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成为人民的罪人。作为组织，不仅要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要从“八小时” 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恶。
在采访成克杰案件时，一些同志谈到，成克杰违规批土地、要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够完善，权力被滥用。